在宽广的历史长河中，2019年11月9日，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迎来2160周年校庆。该校是我国唯一一所古今一校，地址从未迁移过的中学。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组在此之前的今年1月联同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川博物院在石室中学召开“宋拓蜀石经(复制本)赠予仪式”，这也是国家图书馆首次复制外赠后蜀石经的宋拓本。

成都市石室中学为什么能传承至今？为什么叫石室二字？这个后蜀残石经有什么来由？宋拓本又有什么故事？这里面的宽窄文化现象颇具研究价值。

石室虽窄，但文翁兴学意义却宽

经常听说文翁化蜀一词，故事要从西汉蜀郡太守文翁说起。

文翁名党，字仲翁，今安徽庐江县人。汉景帝末，经考察提拔升任蜀郡太守。

扬雄《蜀王本纪》称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杜宇时期的蜀地“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当时，正值“文景之治”后的开明盛世，社会稳定，蜀郡境域的经济也较为发达，但文化教育却较为落后，保留了很多陋俗。《华阳国志》记载：“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后来人们称为“文翁石室”。西汉汉景帝末年(约公元前141年)，文学精舍讲堂建成后，蜀郡太守文翁即开始办学，创办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郡学)。学生通过数年学习，经过考核，成绩优异、能力强者充任郡县官吏，次者担任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还从郡县吏中挑选“开敏有材者”前往长安学习，待其学成归来后委以官职担任讲学任务。此举赢得社会广泛赞誉，巴蜀大地呈现出一派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文翁兴办郡学改变了“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的落后面貌。正是因为有了文翁的“为天下先”精神，偏远的四川地区才得以承沐地方官学之教化，才有后来的学风之盛，人才辈出，如司马相如、扬雄、陈寿、李密等名冠华夏。文翁开地方官学之先河，拉开了天府文化启蒙运动的大幕。

▲成都西汉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

从文翁创办“石室精舍”起，学校名称随朝代的更替而迭经变更：至东汉到唐代为“益州州学”，宋代为“成都府学”，元代为“石室书院”和“成都府学”，明代为“成都府学”，清代先后为“锦江书院”、“成都府师范学堂暂设蒙养师范学堂”，一直到近代晚清的1904年改设现代中学——成都府中学堂，直至今天的石室中学，石室弦歌不辍，文脉不断，甚至连校址都没有动迁过。古今一校，扬辉千秋，如此神奇，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文翁石室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所连续办学两千多年未有中断、未曾迁址的学校。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蜀学比于齐鲁。”东汉班固《汉书·循吏传》也赞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石室开办17年后，汉武帝刘彻决定推广文太守的办学经验，下令全国普遍兴办文翁石室式的官学。自东汉之后，各地因庙设学、庙学合一，文庙如雨后春笋，至清嘉庆年间，全国共有各级文庙1700余座。现在四川仍有不少地方有这样的文庙旧址。文庙自东汉而兴，除了讲学祭祀纪念孔子外，也有追思文翁之意味。现在的成都市繁华街道，有文翁路、文庙前街、文庙后街、文庙东街之名。闻名遐迩的文翁石室故址就坐落在原文庙大成殿处。

文翁化蜀不只兴学，还应包括文翁治水，但后者却知之不多。根据《华阳国志》记载：文翁“穿湔江口，灌繁田千七百顷”。又据曹学佺《蜀中广记》引《永康军志》称：“汉文翁为守，穿湔江水，堰流以灌平陆，春耕之际，需水如金，号曰金灌口也。”由此可见，文翁开湔江口对四川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文翁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

文翁在蜀郡逝世后，当地的官民纷纷为他立专祠，岁时祭祀不绝。在彭州新修复的文翁祠内仍然保留传下来的颂褒之联：“东流不尽汉时水，西望长陪秦守祠”，将文翁治水与李冰建都江堰相提并论，功若等同。

可见，文翁为官一任，在兴学与治水上造福一方，使蜀郡出现“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繁荣昌盛景象。

后蜀残石经虽窄，但传承文化精神却宽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碑石上刊刻官定儒家经书，被称为“石经”，对于统一文字、推广教育有重要作用。从春秋战国时开始，古人就习惯把经典著作刻在石头上以便永久保留。“书之竹帛，镂之金石”，广泛存在于佛经、儒经等经典的记载和传播之中。

石经制作一般需要在内部环境相对稳定、国家经济条件相对富庶的环境下进行。而五代是唐宋之交的“大乱斗”时期，后蜀是五代十国中的一个国家，以成都为国都。在战火纷飞的五代，为什么偏偏后蜀能刊刻石经呢？

这要归功于四川盆地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在冷兵器时代为后蜀提供了防御属性加成，让后蜀有了可以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四川盆地水土丰饶，为发展生产和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此外，当时的后蜀，境内很少发生战争，也没有大的动荡。所以，天时地利之下，让四川成为了五代十国时期经济发达地区。

只有好的经济条件，还不足以成为诞生后蜀石经的理由，还要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才可以。后蜀皇帝孟昶和宰相毋昭裔都很重视教育，国宝“后蜀残石经”就是在毋昭裔的主张下，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手写之后刊刻完成的。

1938年，人们在成都南较场外的城墙下面，挖掘出了近十块石经的残片。虽然残损，但石片上秀美的正楷字刻仍清晰可见，后经学者确认，这正是遗世千年的后蜀石经的残石。

▲国家宝藏之《后蜀残石经》

后蜀石经中有十三部石经，刻成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之中，所以又号称“石室十三经”。它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结集，对儒学“十三经”的正式定型，特别是对儒家经典“文献典范”的形成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决定了后来中国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后蜀石经的存在，充分证明了古代文人眼中“蜀学之盛冠天下”绝非徒有虚名。石经还首次在典籍之外，将注释同时刻于石碑之上，方便公众阅读理解，同时还是中国历代石经刻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因此被学者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的壮举。碎石残片上的秀美正楷，诞生于五代离乱之际，直至宋代，历经近200年才刻成。

后蜀残石经曾因南宋末年的战乱而散佚，连流传拓本也十分罕见。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耗费25万元从香港购回后蜀残石经的宋拓本以及其他珍贵古籍拓本。这些珍贵的拓本现存放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后蜀残石经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文翁化蜀”成为与“李冰治水”齐名的璀璨夺目的历史名片，文翁赢得了世世代代成都人的景仰和尊重。

行文至此，笔者发现石室与石经虽窄，但承载的中国文化精神却宽。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了几个残石成为四川省博物院馆藏珍品之原因所在。因为石经的背后，还有一所历经两千多年的学堂——文翁石室，虽历经战火，却地址不改，不断滋养一届届学子。后蜀石经作为“史上最强教材”留存，离不开背后薪火相传的传承人。（作者：庄永红 作者单位：成都市青羊区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