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比家人更重要的。

为了给妹妹治病，父亲四处托人找关系，求医问药。

终于在三年后，联系到一位海外归来的脑科专家，愿意给妹妹做手术。

我们一家人高兴坏了，以为终于抓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却不料，那才是真正地狱的开端。

2011 年春，妹妹住进了市一医院。

专家给她进行了详细检查，并制定了手术方案。

父母将毕生积蓄都拿了出来，无论是用药，还是设备，都用最好的。

手术那天，我跟学校请了假，一个人坐大巴到市里，用平时攒的零花钱买了顶帽子。

妹妹要做开颅手术，一头漂亮的长发都被剃光了。

她这人爱漂亮，一定用得上这份礼物。

等头发长回来了，我就和从前一样，给她编小辫子，再簪上花，牵着她的手招摇过市，听别人一句夸奖。

这样想着，我的心情就像那些飘在空中的彩色肥皂泡，在阳光下膨胀、发光。

到医院的时候，爸妈守在手术室外面忧心忡忡，甚至没有发现我来了。

我有点儿生气，所以没有叫他们，只是抱紧怀中的礼物，静静蹲在角落里等。

妹妹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小脸惨白，很是让人心疼。

爸妈的眼睛像是长在了她身上，脚步随着她的病床渐行渐远。

我站起来想要跟过去，却被另外一群推着急救床经过的人不小心撞倒在地上。

手掌擦破了皮，流血了。有好心的护士路过，给我上了点药。

我道谢后一个人朝妹妹的病房走去。

爸爸坐在 ICU 门口低垂着脑袋，满脸疲惫。

妈妈终于看见我了，走过来抱了我一下，轻声问：「什么时候来的？」

我抬头正对上她布满血丝的双眼，忙将贴了纱布的手往袖子里藏了藏，笑笑说：「就刚刚。」

医生说妹妹的手术很成功，我很高兴，什么委屈都忘了。

说实话，这三年来白雪的病就像一根绕在全家人脖子上的绳索，紧紧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如今，终于能喘上一口气了。

可没想到，这根绳索骤然收紧，将生机一点点从人的身体里剥离。

醒过来的是一个越发不可控的白雪，并伴有更严重的暴力倾向。

爸爸被砸破了脑袋，妈妈在一旁哭。

好几个医生一起上才将她制服。

我看见自己送的帽子被她撕得粉碎，扔在地上，不知道为什么，耳边都是肥皂泡吧嗒吧嗒破掉的声音。

专家说妹妹的情况比他想象中复杂，需要进行第二次手术。

其实家里已经没钱了，支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

可如果就此放弃，之前的努力又都白费了。

父母合计着把房子卖了，再借些钱，终于凑够了手术费。

钱财可以再赚，只要能救妹妹，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并无异议，甚至比从前更加体谅父母。我努力学习，不让自己出半点差错，以免惹得他们焦心。

那一年我初三，考上了县里最好的私立高中。

可高额的学费和住宿费，已经不是这个家庭负担得起的。

我自愿放弃了心仪的学校，选择了一所离家最近的普通公立高中。

父母欣慰地夸我懂事，我想他们心中定也是愧疚的，只是实在无暇顾及我了。

我总是保持乐观的心态，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后来才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背叛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希望啊。

我高中开学那一天，妹妹恰好第二次手术。

爸妈在医院里忙碌，我自己一个人办理了入学手续。

看着校门口搂着孩子不舍离去的家长，我开始恍惚，视线也一点点变得模糊。

回过神的时候，才发现泪水早已打湿了脸颊。

我扇了自己一巴掌，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再多坚持一阵就好了。

不承想，厄运却怎么都不愿意放过我们一家。

手术后，妹妹没有任何好转，甚至连说话都不利索了。

我再也听不到她精灵一般美妙的歌声了。

父亲跟医院讨要说法，却只得到对方轻描淡写的一句答复：「没人保证过一定能治愈。」

所有操作合规，院方无责。

因为付不出住院费用，妹妹被迫出院了。

原先的房子已经卖掉了，我们租住在一栋别人家废弃的破瓦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