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令狐卿

陕西延安市宝塔区公安分局桥沟派出所1月7日通报，回应辖区村民刘志斌失踪21年一事，认为此事并不涉及黑恶，已经于2019年3月15日核查终结。警方采集了刘志斌子女血样，上传到全国失踪人口信息库比对。通报还称，目前动员群众，广辟线索来源，正千方百计查找刘志斌的下落。

刘志斌1998年初因与川口油田采油厂发生征地纠纷，采油厂在未给补偿的情况下毁坏他家树木，反映无果后，刘志斌将采油厂电机卸掉。当年4月20日川口乡政府副乡长李兴继、采油厂薛深虎带人将刘志斌五花大绑带走，从此下落不明。刘志斌妻子高秀玲寻找丈夫，从20多岁找到50岁始终未遂。

高秀玲的控诉材料 图片来源：网络

非常蹊跷的是，高秀玲在丈夫失踪半年后去报案，派出所拒绝立案，她被迫带着孩子到延安、西安和北京上访。上访过程中，当地政府和公安告诉她，刘志斌是自己走的，可能在其他地方成了家。警方最新的通报重复了这个存在20多年的结论，“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刘系自己离开川口乡政府后出走。”

这个“充分证据”究竟是什么呢？警方描述了一个故事的版本：当年李兴继之所以捆绑刘志斌，是因为他持斧头对抗。绑到乡联防队调查后，天色已晚，刘志斌回家班车停运，李兴继让他在乡联防队办公室留宿一夜，次日早间离开。警方调查还说，有村民几日后看到刘志斌在乡街道上，目睹他走出沟口。

刘志斌妻子20多年来拒绝政府一方的说辞，不相信刘志斌自行离家出走的解释。确实，当时的刘志斌家里有三个孩子，夫妻关系融洽，乡政府离家也不远，仅仅因为被乡干部暴力相加就激发了离家出走的动机？这一点也不合常理。再说他在乡政府街道徘徊数日之久，怎么只有一个目击证人，恰巧被看见？

高秀玲的举报重点是，刘志斌当年被带走及失踪是受到黑恶势力的迫害，不排除被灭口的可能。在过往一些案例中，犯罪分子出于利益，杀死并偷埋碍手碍脚的无辜人，也是有例可循的。警方直接否定这样的推理，“未发现有涉黑涉恶的犯罪事实”。问题在于，警方给出的版本都是直接利益人的证言，证据的可信度存疑。

当年把人捆走的李兴继、薛深虎等人和唯一的目击证人是解开刘志斌失踪之谜的关键，警方是怎么询问李兴继的、有没有调查薛深虎，如何交叉验证目击证人的说法，外界并不清楚。实际上，有媒体质疑警方漏查薛深虎在失踪案中承担的角色，却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征集破案线索，不知用心何在。

高秀玲的控诉材料 图片来源：网络

警方如果将刘志斌失踪解释为“自行离家出走”，并按照这个结论来寻找证据，寻找关系人及目击者来强化这个结论，是按照结论来反推过程，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除了“自行出走”，也很难排除刘志斌被谋杀的可能，警方为何不按照这个推断来搜寻证据呢？既然存在两种可能，何以只偏听偏信最难解释出走动机的那个？

更叫刘志斌妻子儿女不能接受的是，警方已经将刘志斌户口注销，并且没有预先通知他们。按理说，宣告失踪并注销户口，在程序上需要直接关系人自行申报，在瞒过刘志斌家人的情况下进行这般操作，给人感觉是为寻找他制造更多障碍，为不作为提供更多借口，同时也加重了刘志斌失踪一事的蹊跷程度。

在刘志斌失踪后的去向上，任何立论都需要自证。高秀玲说丈夫不会出走，因为妻儿在家、家庭和睦，出走没有动机。警方采信刘志斌是离家出走，在自证的可信度上仍需接受透明度的挑战。比如对李兴继、薛深虎、目击者的调查过程，都需要公开，他们是刘志斌失踪的直接关系人，也有公职，不能任由他俩作隐身人。

不管是2019年3月份的核查终结，还是重复此前结论的最新通报，警方证明的都是“刘志斌自行离家出走”的官方推测，然而始终没有排除“刘志斌或被谋杀掩埋”的推断。如果要牢固树立刘志斌出走的动机，其前提就是令人信服地否定李兴继、薛深虎的杀人动机，做不到这一点，就别怪没人相信警方通报。

总之，刘志斌失踪恰恰发生在他被非法拘禁之后，将其下落不明归结为离家出走、或推诿给陈年旧事是容易的，也是最不负责任、最叫人怀疑另有阴谋的。实际上，李兴继、目击证人以及乡政府工作人员等有倾向性的说辞，都留下了仔细盘查、比对可信度的线索，只要警方真的用心去查。征集社会线索是需要，反求诸己更不可少。